从中国公司收购专利的美国NPE，在欧洲起诉小米，却在开庭前一周等来联邦专利法院的"倾向无效"初步意见和专利侵权庭审的取消。这场跨越欧洲与中国的专利拉锯，小米是怎么接招的？

2026年7月30日，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第七民事庭原定开庭审理非专利实施主体（NPE）Advanced Standard Communication LLC（下称ASC）诉小米专利侵权一案，却在临近开庭时取消了庭审。

庭审取消的直接原因在于，开庭前一周，德国联邦专利法院在平行的无效程序中就涉案专利发出倾向认定无效的初步意见，慕尼黑地区法院据此撤下庭审，中止案件审理。[1]

这背后是德国实行的专利双轨制度：专利侵权诉讼由地区法院管辖，专利是否有效则交由联邦专利法院在无效之诉中单独判断。联邦专利法院通常会在无效庭审前先向当事人发出初步意见（non-binding preliminary opinion），说明合议庭的倾向性立场。这类意见虽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地区法院一旦倾向于认定专利无效，往往会据此取消或中止侵权庭审，以免在专利效力存疑时贸然作出侵权认定。

本案即属此类情形。联邦专利法院在自己开庭前先给出倾向无效的信号，慕尼黑地区法院便顺势取消了侵权庭审。

ASC对小米的攻势在欧洲展开，小米的多线反击

本案原告ASC是一家注册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加兰市的NPE公司，不生产任何产品，主要依靠持有专利、对外主张许可费和发起诉讼获利。与所有利用禁令推进许可主张、追求货币化收益最大化的NPE一样，ASC没有选择英国或中国法院来裁判公平合理的费率，而是剑指容易获得禁令的欧洲，对小米发起两起诉讼：一起在统一专利法院（UPC）慕尼黑地方分庭，另一起在德国本国的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即本次取消庭审的案件。在UPC一案中，小米以ASC仅持有专利、无实体经营为由，申请要求其提供诉讼费用担保。2026年3月，UPC慕尼黑地方分庭支持小米的请求，裁定ASC提供三十万欧元担保；ASC后续的复审与上诉均被驳回。

长期以来，小米被视为一家许可导向型企业，倾向于通过商业谈判解决许可费争议，但不会在诉讼或禁令威胁下屈服于对方的不合理主张。

面对ASC的双线攻势，小米的应对同样采取了多线推进的策略。

除了在UPC和德国慕尼黑法院与ASC正面对抗，小米在中国主动出击，率先对ASC持有的十件中国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无效宣告请求。截至目前，其中六件已被全部宣告无效、一件被部分无效（仅剩一项权利要求有效）、一件维持有效，另有两件仍在审理之中。接连的无效结果，暴露出ASC专利包质量上的短板。

NPE的欧洲扩张逻辑

慕尼黑地区法院庭审取消只是这场博弈的一个切面。要理解ASC为何选择慕尼黑法院，需要看清NPE在欧洲扩展的逻辑。

在近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欧洲地区法院倾向专利权人、降低禁令门槛的立场日趋加强，诉讼基金、投资基金和个人投资者纷纷将专利资产纳入投资标的，从市场收购专利，并将诉讼战场从美国拓展至欧洲。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欧洲是众多产品与服务公司志在必得的市场，一纸禁令足以形成巨大的商业压力，从而抬高许可谈判的筹码，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

市场化的长处在于要素的自发配置，但其短板同样明显——资本天然会流向规则最薄弱之处，最大化套利空间。

坊间有一种叙事：由于中国法律制度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颁发持审慎态度，导致中国专利权人不得不将专利出售给外国NPE才能实现货币化。不过，这一判断在如下两点事实之下值得商榷：其一，标准必要专利本质上是费率纠纷，中国法院具备审理能力，且已在众多案件中对费率作出过裁判；其二，标准必要专利具有全球属性，无论专利权人国籍如何，均可选择拥有专利权的法域法院提起诉讼。就此而言，专利的跨境流更多出于市场化选择，而不是源于中国法律制度的“结构性问题”。

欧洲诉讼趋势的演变值得警惕：加大禁令供给显著刺激NPE货币化诉讼的活跃度。需要指出的是，欧美因制造业和产业链空心化，尚能承受NPE诉讼泛滥的冲击（尽管美国采取专利法改革、eBay四要素等方式来遏制NPE诉讼泛滥的影响但效果不明显）；而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和制造业大国，对于专利，尤其是标准必要专利的禁令或禁售命令，是继续采取审慎态度，还是效仿德国模式、以禁令吸引全球NPE来华进行货币化诉讼、以此活跃中国的专利货币化市场，其间对国家制造业和整体经济发展的利弊权衡，值得深思。

在欧美力推制造业回流、持续以"中国产能过剩"叙事增加中国企业成本和施压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出海之路还面临NPE高额专利主张的重重围堵。NPE从全球市场收购专利——专利来源可以是美国企业、欧洲企业、日本企业、韩国企业乃至中国企业——然后选择最容易颁发高额赔偿金的美国地区法院、或容易获得禁令的美国ITC、德国法院、德国境内的UPC分部法院、巴西法院等提起诉讼，寻求货币化收益最大化。

巴西法院近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观察窗口：增加禁令供给为法院带来了大量专利诉讼案件。至于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对制造业和本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可以持续关注巴西和德国的后续走向。但市场数据并不乐观——从2020年疫情冲击到2025年结构性停滞，德国经济经历了“深跌—短暂反弹—再陷衰退—近乎零增长”的五年，始终未能重回强劲增长轨道；2024年的创新指数排名较2020年下滑两位至第12位[2]。与此相对的，德国法院因倾向颁发禁令反成欧洲最繁忙专利法院——吸引的是NPE诉讼而非本土创新。强禁令并未换来经济与创新的改善。

NPE的应对之道

从ASC案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套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在UPC通过费用担保令抬高对手诉讼门槛，在中国通过无效宣告釜底抽薪，在慕尼黑则等待联邦专利法院对涉案专利效力的最终裁决。这套打法并非小米独创，但将多种策略有机组合、在多个法域同步推进，体现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知识产权博弈中的日趋成熟。

我们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

注释（上下滑动阅览）

【1】https://ipfray.com/munich-court-cancels-advanced-standard-communication-trial-against-xiaomi-several-chinese-asc-patents-revoked/

【2】"创新指数2024"报告，由德国工业联邦协会（BDI）、弗劳恩霍夫系统与创新研究所（ISI）、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和莱布尼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联合发布，2024年9月

作者：张甄 

编辑：Sh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