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一、中美两份AI行动计划的要点和比较

二、美中之间关于《中国行动计划》的破解与反破解的博弈

三、中美之间关于《美国行动计划》的破解-反破解-反反破解的博弈

四、结语

2025年7月23日，美国白宫发布《赢得竞争：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Winning the AI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以下简称“《美国行动计划》”，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07/Americas-AI-Action-Plan.pdf）。时隔三天，7月26日，在上海召开的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表了由中国倡导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以下简称“《中国行动计划》”，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507/t20250726_11677803.shtml）。本文将从中美两份AI行动计划分析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AI）治理方面的博弈。

一、中美两份AI行动计划的要点及其比较

1.《中国行动计划》的要点

《中国行动计划》的发表标志着一个由中国倡导、旨在构建全球共识的AI治理框架的正式亮相。该计划明确提出，其目标是应对AI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确保AI“安全、可靠、可控和公平”发展，并致力于实现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目标。其核心精神体现在六大基本原则上：向善为民、尊重主权、发展导向、安全可控、公平普惠、开放合作。该计划的具体行动要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层面。

（1）推动普惠性发展与创新

《中国行动计划》将“发展”置于核心位置，强调通过“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前沿创新”来赋能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倡导搭建国际科技合作平台，营造开放的政策环境以“降低技术壁垒”，这尤其体现在对“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承诺上。其目标是构建一个“多元开放生态”，促进技术和资源的全球流动，避免因重复投入造成的资源浪费。这体现了一种以发展促安全、以合作求共赢的理念。

（2）构建全面的安全治理框架

安全是《中国行动计划》的另一大支柱。计划提出了一个详尽的“安全治理”蓝图，其广度和深度值得关注。它不仅涵盖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等基础层面，更深入到技术内核，要求“提高人工智能可解释性、透明性和安全性”。计划创新性地提出探索“分类分级管理”和建立“人工智能风险测试评估体系”，这表明其治理思路正从宏观原则走向精细化、可操作的实践。此外，计划还倡导建立“威胁信息共享和应急处置机制”，以及对AI服务进行“可追溯管理”，以系统性地防范技术误用与滥用风险。

（3）强调伦理、标准与可持续性

《中国行动计划》高度关注AI的社会及环境影响。它呼吁通过国际合作“促进标准及规范共识”，以“消除算法偏见”，在技术进步、风险防范和社会伦理之间寻求平衡。在环境问题上，计划首次系统性地倡导“可持续人工智能”理念，鼓励探索“绿色计算技术”，并推动AI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中发挥作用。在数据层面，计划在提倡“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的同时，也强调了“维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以及促进“数据多样性”的重要性。

（4）公共部门的引领作用

《中国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公共部门应成为人工智能应用和治理的引领者”，通过率先部署AI系统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并在此过程中加强国际交流，为全球AI治理积累最佳实践。

总体来看，《中国行动计划》试图构建一个包容、开放、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治理体系，强调发展权、主权平等和全球合作，旨在让AI技术成果惠及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2.《美国行动计划》的要点

与《中国行动计划》的多边主义基调形成鲜明对比，《美国行动计划》开宗明义，旨在“巩固和提升美国在全球AI领域的领导地位”。该计划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强化美国自身实力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标准和系统，来主导未来AI的发展方向。该计划围绕三大支柱展开。

（1）极限加速AI创新与应用

第一支柱的核心是“速度”。美国政府计划通过“消除监管障碍”、大力“推广开源和开放权重模型”以及加速政府和私营部门的AI应用来抢占先机。其配套政策极为激进，例如为了保障数据中心供电，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并撤销相关环保法规。在技术出口上，更是一改此前审慎态度，计划“取消对AI芯片的出口限制”，允许英伟达等公司向盟友伙伴出售最先进的芯片。这显示出一种不惜代价、优先保障技术和产业绝对领先的战略决心。

（2）全力构建压倒性AI基础设施

第二支柱聚焦于物理基础。美国认识到AI领导力依赖于计算、能源、设施和人才。为此，计划将“简化数据中心、半导体制造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审批流程”，并致力于“恢复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计划强调为“军事和情报界建设高安全性数据中心”，并将AI基础设施的劳动力培养和网络安全提升到战略高度。这表明其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军事应用深度绑定。

（3）主导国际外交与安全格局

第三支柱清晰地展现了其地缘政治意图。美国计划采取攻势，向盟友伙伴出口美国AI系统、硬件和标准，以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AI技术生态圈。与此同时，计划明确提出要“对抗中国在国际治理机构中的影响力”，并通过“加强AI计算出口管制执行”和“堵塞现有半导体制造出口管制中的漏洞”来限制竞争对手。在安全风险评估方面，美国寻求主导地位，确保其政府在“评估前沿模型国家安全风险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与盟友伙伴进行全球协调，例如与日本、欧盟启动的“跨境红队协同计划”。

《美国行动计划》是一个典型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以竞争为导向的战略文件。它将AI视为大国博弈的关键领域，其所有政策工具——从能源、监管到外交、出口管制——都服务于确保“美国领导地位”这一最终目标。

3. 中美两份AI行动计划的比较

中美两份AI行动计划尽管在促进技术发展和应用方面存在共识，但是在核心理念、安全观、治理模式和国际合作路径上展现出显著的差异，这就预示着全球AI治理正进入一个以多边主义合作与单边领导力竞争为特征的“双轨”新阶段。对比可以发现，它们在目标、路径和哲学层面的根本性差异，同时也揭示了全球AI治理面临的核心张力。

（1）核心理念方面

中美两份AI行动计划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中国行动计划》主张全球多边主义，强调在联合国框架下寻求全球共识，倡导构建平等的全球治理平台；《美国行动计划》强调美国的优先领导力，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AI体系，力图维护和加强美国霸权。

（2）安全观方面

中美两份AI行动计划是同中有异。虽然两者都高度重视AI安全，但是《中国行动计划》的安全观更具包容性和普遍性，其安全治理框架全面，涵盖数据、算法、伦理、应用全链条，强调通过发展和合作来化解风险；而《美国行动计划》的安全观则更具排他性和竞争性，其安全议题高度聚焦于国家安全、军事应用和对竞争对手的防范，通过技术封锁和盟友伙伴体系来确保安全。

（3）技术伦理与标准方面

中美两份AI行动计划的路径不同、重点各异。《中国行动计划》倾向于自上而下的宏观伦理框架构建，强调政府引导下的社会伦理平衡，寻求国际规范；《美国行动计划》则在强调市场力量的同时，加入了非常具体的、基于美国价值观的政治审查标准，显示其对AI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警惕。

（4）数据与基础设施方面

中美两份AI行动计划的关注点错位。《中国行动计划》更关注数据流动的规则和普惠性基建，主张有序流动和尊重主权，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行动计划》则更关注物理基础设施的绝对优势和对关键硬件供应链的控制权，在数据流动方面限制向中国等国传输的同时，通过控制硬件（芯片）出口来间接控制全球数据处理能力。

（5）国际合作模式方面

中美两份AI行动计划形成开放与封闭的对比。《中国行动计划》呼吁搭建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推动资源开放共享，旨在构建广泛的合作网络；《美国行动计划》则在构建一个具有排他性的技术和安全同盟，合作对象明确为盟友伙伴，合作内容是推广美国标准和系统，同时明确对抗中国的影响力，是一种典型的“小多边”或集团政治模式。

由此可见，2025年7月下旬，将成为全球AI治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中国行动计划》和《美国行动计划》分别描绘了未来AI世界的两种可能图景。《中国行动计划》代表了一种基于多边主义、发展优先和共享治理的理想主义路径。它试图将AI定义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其治理应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进行，确保技术红利能够公平地惠及全人类。这一愿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美国行动计划》则代表了一种基于现实主义、国家中心和领导力竞争的路径。它将AI视为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核心工具和与主要战略对手竞争的关键战场。其策略是通过技术、基础设施和联盟体系的绝对优势来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规则。

展望未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理念将展开长期的互动、竞争乃至博弈。

二、美中之间关于《中国行动计划》的破解与反破解的博弈

接下来探讨，针对《中国行动计划》，美国可能采取的“破解”措施，与此相对，中国又可能采取的“反破解”措施，进而针对《中国行动计划》提出一套系统性的“破解-反破解”两层博弈战略框架。

1.《中国行动计划》的战略意图及其对美国利益的挑战

（1）《中国行动计划》的战略意图

从战略层面分析，《中国行动计划》体现了中国以下几个核心意图。

一是重塑治理范式。即挑战由西方主导、侧重于限制和风险防范的治理模式，转向一个更侧重发展与治理并重的模式，这尤其能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二是强调数字主权。尊重主权原则的提出，实质上是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数据本地化和网络空间管辖权提供了法理依据，这与美国倡导的数据自由流动理念存在根本性冲突。

三是构建统一战线。通过强调公平普惠和缩小数字鸿沟，团结在当前AI发展中处于劣势的国家，形成一个足以与美国及其盟友伙伴体系相抗衡的“AI治理共同体”。

（2）《中国行动计划》对美国利益构成的挑战

一方面是可能削弱美国的技术领导力与标准制定权。如果《中国行动计划》成为全球共识，将意味着AI的国际标准不再仅仅由美国及其盟友伙伴通过G7、OECD等“富人俱乐部”制定，而是转移到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这将直接削弱美国设定全球技术议程的能力。

另一方面是可能阻碍美国企业全球运营。《中国行动计划》中隐含的对跨境数据流动和算法的监管要求（如数据主权和算法审计），可能会增加美国科技巨头在全球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运营成本和合规风险，甚至将其排挤出市场。

2. 美国的破解之道——维护AI绝对领导地位的系统性策略

从维护美国自身利益出发，美国可能采取一套多层次、跨领域的组合拳，旨在消解、替代和孤立《中国行动计划》。

（1）破解策略一：构建替代性技术标准联盟，实施“技术隔离”

美国的核心策略应是以事实标准战胜法理倡议。与其在联合国框架内与中国进行文本上的拉锯，不如直接构建一个由美国技术驱动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平行生态系统。

一是推广“全栈式AI出口包”。正如《美国行动计划》所规划的，美国应向全球盟友伙伴国家提供包含硬件、模型、软件、应用和标准的“安全全栈式AI出口包”。通过让盟友伙伴深度绑定美国的技术栈，使其在经济和技术上“无痛”地采纳美国标准，从而形成一个排他性的“技术北约”。

二是强化标准联盟。积极利用现有的G7、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新成立的国际AI安全研究所网络（INASI），加速制定和协调关于AI安全、隐私和伦理的共同标准，以便尽早发布一套更具体、技术上更先进且被主要经济体采纳的“负责任AI”标准体系。

（2）破解策略二：强化精准技术封锁与供应链“去中国化”

釜底抽薪，削弱中国引领全球AI治理的物质基础。

一是填补出口管制漏洞。持续收紧对华先进芯片和制造技术的出口管制，尤其要填补现有半导体制造出口管制的漏洞，将管制范围从硬件扩展到“核心模型”和“训练算力”等软件与服务层面，要求企业在向中国等国家传输先进AI模型信息或建立大型计算设施时必须获得政府批准。

二是推动激进的脱钩立法作为威慑。美国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在2025年初提出的《2025年美国人工智能能力与中国脱钩法案》极为激进，旨在全面禁止中美AI合作。尽管该法案尚未通过，但它作为一种强大的威慑，可能迫使美国企业加速将AI研发和供应链移出中国，从而在物理上切断中国AI生态与全球顶尖资源的联系。

（3）破解策略三：发动话语权攻势，解构《中国行动计划》的合法性

在意识形态和国际舆论上，美国必然将《中国行动计划》描绘成对开放和自由的威胁。

一是进行标签化与污名化。将《中国行动计划》中的尊重主权等同于“数字柏林墙”，将安全可控和算法审计描绘为服务于国家监控和意识形态审查的工具。美国一位领导人不久前强调，美国AI秉持自由市场和最小政府干预的传统，与中国的国家主导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二是分化与拉拢。针对《中国行动计划》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美国可能推出自己的“AI全球发展援助计划”，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发展AI，但前提是必须采用“负责任”和“开放”的美国标准，以此来瓦解中国试图构建的“发展中国家统一战线”。

（4）破解策略四：针对《中国行动计划》进行“法律和技术性消解”

一是针对跨境数据流动。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可能在WTO等多边贸易框架下，指责《中国行动计划》中隐含的数据本地化要求违反了其市场开放承诺，构成贸易壁垒。同时，美国可能强调其主导的“数据自由流动与信任”（DFFT）框架是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繁荣的唯一可行路径。

二是针对算法审计。美国可能联合业界推动建立以企业自愿、第三方市场化认证（如基于ISO/IEC 42006:2025标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提供人工智能管理系统审核和认证的机构的要求》）为主的算法审计体系，并以此为依据，批评中国的算法审计是政府的过度干预，扼杀创新，缺乏独立的第三方监督。

3. 中国的反破解之道——巩固AI治理领导力的多维防御与反击

面对美国可能采取的系统性“破解”策略，中国需要采取同样系统性的“反破解”措施，核心就是“筑牢内功、争取朋友、定义规则”。

（1）反破解策略一：加速技术自主与构建非对称技术生态

这是应对美国技术封锁的根本。

一是实施“芯片设计全栈国产化”专项。中国已在部署相关计划，通过市场化方式整合资源，设立百亿级专项资金，集中攻关EDA（电子设计自动化）、IP核（知识产权核）等关键技术，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AI芯片设计工具的全面国产替代。华为等企业的技术突围能力是中国反制的重要底气。

二是开辟非对称赛道。在美国主导的GPU路线上进行追赶的同时，大力发展其他AI算力解决方案，如专用集成电路（ASIC）、类脑计算等，形成非对称优势。同时，大力发展国产通用处理器（GPU），作为直接的反击手段。

三是拥抱并引领全球开源。针对美国的“技术壁垒”，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在2025年7月26日推动发布《国际人工智能开源合作倡议》。通过支持和贡献DeepSeek等开源模型，中国可以将自身打造成全球开源AI生态的重要一极，吸引全球开发者，绕开美国的技术栈封锁，形成“你建墙，我开路”的局面。

（2）反破解策略二：深化多边主义外交，巩固“统一战线”

这是应对美国话语权攻击和联盟分化的关键。

一是以联合国为核心舞台。持续在联合国框架内推动《中国行动计划》的讨论和落实，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更多关于AI能力建设的决议。通过联合国这一最具合法性和广泛性的平台，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小圈子”行为置于国际社会的审视之下。

二是将倡议转化为务实合作。积极推动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等机制的建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实在在的技术援助、人才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授人以渔”的方式，比美国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更具吸引力。

三是坚持开放合作的叙事。持续对外宣示，AI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反对制造“发展鸿沟”，将美国的“脱钩”行为定义为破坏全球产业链、损人不利己的保护主义。

（3）反破解策略三：灵活实施治理规则，树立“善治”典范

这是反击美国“法律和技术性消解”的有效方式。

一是针对跨境数据流动的灵活处理。中国可以利用自由贸易区作为“压力测试区”，推行数据跨境流动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允许清单外数据相对自由地流动。同时，可以对已经通过ISO/IEC 27701:2019标准（《安全技术-扩展ISO/IEC 27001和ISO/IEC 27002的隐私信息管理-要求与指南》）之类的国际隐私认证的企业，在数据出境审批流程上给予便利甚至豁免，向外界展示其数据监管的灵活性和与国际标准的接轨意愿，而非一刀切的禁止。

二是针对算法审计的国际化与透明化。中国应积极参与并推动ISO/IEC 42001:2023标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管理体系》）和ISO/IEC 42006:2025标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提供人工智能管理系统审核和认证的机构的要求》）等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应用，鼓励国内第三方审计机构获得国际认可的资质。可以通过建立科学、透明、与国际接轨的算法审计实践，反驳美国关于“黑箱操作”和“政府监控”的指控。同时，将治理重点放在解决“大数据杀熟”等全球普遍关切的社会问题上，更能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总而言之，《中国行动计划》是意图重塑全球数字秩序的战略宣言。美国的“破解”策略，本质上是利用其现有的技术、经济和联盟优势，试图将AI世界分割成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核心圈”和一个被边缘化的“外围”，从而延续其技术绝对领导地位。中国的“反破解”策略是一场持久战，旨在打破封锁、争取人心、另立标准。这场持久战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自身技术能否实现自主可控，更取决于所倡导的治理理念能否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中，赢得广泛的认可与追随。

三、中美之间关于《美国行动计划》的破解-反破解-反反破解的博弈

接下来再探讨，针对《美国行动计划》，中国可能采取的“破解”措施，与此相对，美国又可能采取的“反破解”措施，再与此相对，中国又可能采取的“反反破解”措施，进而针对《美国行动计划》提出一套系统性的“破解-反破解-反反破解”三层博弈战略框架。

1. 战略研判——《美国行动计划》的核心意图

《美国行动计划》是其近年来对华科技遏制战略的延续与升级，其核心意图在于通过全方位的技术压制和国际规则重塑，确保美国在全球AI领域的绝对领导地位，并系统性地迟滞、阻断中国的AI发展进程 。

（1）计划的核心目标：全方位技术压制与领导地位重塑

《美国行动计划》的核心支柱包括加速国内创新、构建安全基础设施和加强国际AI 外交与安全。其根本目标是，在AI这一决定21世纪国力消长的关键领域，对中国形成代际优势。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竞赛，更是一场旨在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行动。

（2）关键封锁手段：构建“小院高墙”的“数字铁幕”

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美国行动计划》整合并强化了多种封锁手段，意图构筑一个难以逾越的“数字铁幕”。

一是算力与模型封锁。这是本次封锁的核心，其中涉及芯片硬件、AI模型权重、算力基础设施。

二是投资与人才限制。其中涉及2025年2月21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题为《“美国优先”投资政策》的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2025年1月2日生效的美国财政部的“最终规则”（即《关于美国在受关注国家投资有关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规定》），针对DeepSeek公司的法案（即《2025年美国人工智能能力与中国脱钩法案》）等。

三是国际规则与联盟围堵。包括积极向盟友出口全栈AI技术包、构建排他性的技术生态圈、防止其转向中国，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中对抗中国影响力，推广“反映美国价值观的AI治理标准”，试图抢占全球AI规则制定的主导权。

（3）对中国的挑战：短期阵痛与长期激励并存

美国的全面封锁无疑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在短期内，中国获取先进算力的成本急剧上升，研发进程受阻，尤其是在部分先进制程芯片制造、光刻机等领域，中国的“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国内AI算法在原创性和通用性方面与世界顶尖水平尚有差距，供应链的脆弱性也进一步暴露。

然而，从长期看，这种极限施压也成为了倒逼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最强催化剂。它将彻底打消国内部分企业“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幻想，凝聚全国之力，投入到一场旨在突破核心技术、重塑产业生态的持久战中。

2. 破局之策——中国针对《美国行动计划》的系统性破解方案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中国的“破解”之道必须是系统性、多层次的，旨在通过非对称战略和颠覆性创新，绕开美国的封锁线，开辟新的发展赛道。

（1）釜底抽薪：加速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这是破解美国封锁的根本。唯有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被动局面。这主要体现在硬件的突围，国产算力的“备胎”转正与超越。具体涉及强化国产AI芯片、构建大规模集群、软件生态协同、攻坚核心工艺等方面。

（2）另辟蹊径：探索非对称技术路径

在传统计算架构遭遇封锁的背景下，必须开辟新的技术赛道，实现“换道超车”。

一是量子计算赋能，作为面向未来的颠覆性算力。中国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展现出强大的科研实力，在全球顶尖芯片研究机构中占据多数席位。应将量子计算，特别是量子神经网络，定位为绕过传统硅基芯片封锁的“杀手锏”。

二是分布式协同智能，以联邦学习规避模型权重管制。联邦学习的核心思想是“数据不动模型动”，各参与方在本地利用自有数据训练模型，仅交换加密后的模型参数（梯度或权重），而非原始数据或完整模型。这一技术范式天然地能够规避美国对“模型权重”的出口管制。有中国企业已在联邦学习领域深度布局，开发了旨在降低通信开销的多种技术。中国的策略应是大力推动联邦学习在金融、医疗、政务等数据敏感领域的应用，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逐步构建起一个独立于美国技术控制的分布式AI训练生态。这不仅是技术规避，更是数据主权和隐私保护的战略选择。

（3）合纵连横：重塑全球AI治理格局

技术竞争最终是标准和规则的竞争。中国必须跳出与美国之间“二人转”的思维定式，构建更广泛的“统一战线”。

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AI联盟。美国试图构建排他性的“民主AI联盟”，中国则应以“开放、包容、普惠”为旗帜，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提供技术、标准和基础设施，形成事实上的“AI南南合作”体系。中国政府于2025年7月26日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深化创新合作、推动普惠发展、加强协同共治。

二是主导国际标准制定。积极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多边平台发声，提出符合更广泛国家利益的AI治理方案，如《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对抗美国主导的碎片化、利己主义规则体系 。

三是争夺欧盟“中间地带”。中国应加强与欧盟的对话与协调，在数据安全、伦理审查等领域寻找共识，防止欧盟完全倒向美国。

3. 博弈升级——美国可能的反破解策略

面对中国的系统性“破解”，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理，其“反破解”策略将更加精准、更具颠覆性。

（1）技术“反破解”：开辟下一代颠覆性技术战场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已将量子技术视为维持军事优势的关键，其重点将转向量子传感技术的应用。通过“稳健量子传感器”（RoQS）等项目，DARPA正研发能抵抗环境干扰、在室温下工作的高精度量子传感器。这些量子磁场传感器将被部署用于反潜作战，其探测精度理论上足以在数十公里外探测到潜艇的磁异常信号。这将对中国的战略核威慑和海军力量构成严重威胁。此外，量子惯性传感器还可用于GPS拒止环境下的精确导航，削弱中国的区域拒止/反介入能力 。

（2）规则“堵漏”：精准打击技术规避路径

一是封锁分布式学习。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管制逻辑将进化，以应对联邦学习等规避手段。

二是开源软件武器化。美国将加强对开源社区的控制，可能会限制美国实体和个人向被中国“实体清单”企业深度依赖的开源项目贡献代码，还可能通过法律或技术手段，对关键开源AI模型的许可证附加条款，禁止其被用于受制裁国家的模型训练或部署，将开源社区变成新的地缘政治角力场。

（3）联盟“施压”：加剧全球治理的阵营对抗

此处无需赘述。

4. 再破局之策——中国应对美国反破解的反反破解之道

面对美国的“反破解”，中国需要更高维度的“反反破解”战略，核心在于修炼“内功”，并以更主动的姿态塑造外部环境。

（1）“内功”为本：构建韧性与冗余并存的“双循环”技术生态

一是量子技术攻防兼备。为中国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打造一副“量子盾牌”，使其能抵御未来美国可能发起的量子计算攻击。加速中国自身的量子传感技术研发，用于反侦察、反潜和精密制导，抵消美国在该领域的军事优势。形成“矛”与“盾”的动态平衡。

二是去中心化技术的深度演进。为应对美国对联邦学习平台的封锁，中国应推动技术向更彻底的去中心化演进。发展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或完全对等的边缘计算框架。这种架构没有中心服务器，监管和封锁的难度呈指数级增加。

（2）“标准”破局：从“参与者”到“制定者”的身份跃迁

中国不能满足于在现有国际框架内“见招拆招”，而要主动 “另起炉灶”。

要输出“中国方案”。整合国内技术、产业和应用优势，形成一套完整的、包含技术架构、数据接口、安全规范和伦理准则的“中国AI标准包”。

要绑定“一带一路”。使中国标准成为当地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这是一种比单纯游说更具影响力的“标准输出”模式。

（3）“伦理”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AI价值观

这是最高层面的博弈。面对美国“民主vs威权”的叙事陷阱，中国必须提出一套更具包容性和吸引力的全球AI伦理观。

要重塑叙事框架。将中国强调社会福祉、共同富裕、稳定发展、安全可控的AI治理理念以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普适价值观的形式呈现。强调AI应是弥合数字鸿沟、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公共健康的工具，而非加剧大国竞争的武器。

要创建国际平台。可以在中国设立全球AI安全与伦理研究中心，广邀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伦理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前来交流合作，形成一个与西方平行的、但更具包容性的全球AI思想策源地。

四、结语

中美两份AI行动计划的发布，标志着中美两国在AI领域的战略博弈已经进入深水区。2025年7月成为全球AI治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全球AI治理已经难以形成单一的、统一的框架，“AI治理分裂”的全球格局日益显现：一个是由《美国行动计划》主导的、聚焦于安全和竞争的盟友伙伴体系，强调市场驱动、自由流动、风险规制的治理体系；另一个是由《中国行动计划》推动的、注重包容和发展的多边合作体系，以中国倡导并可能被众多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强调主权、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治理体系。这两大体系的竞争、摩擦甚至局部冲突，将深刻定义21世纪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经济格局。这场围绕AI治理规则的大博弈，已经拉开帷幕。未来全球AI的走向，将深刻地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消长，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如何在这场关乎未来的博弈中定位自己。

《美国行动计划》反映了美国自身的焦虑和战略工具的局限性。对中国而言，这既是一场严峻的生存考验，更是一次实现凤凰涅槃的战略机遇。《中国行动计划》所昭示的中国破局之路，绝非一日之功，它既需要战略耐心和历史耐心，在核心技术上“补课”和“攻坚”，甘坐冷板凳；也需要非对称智慧，在量子计算、分布式智能等领域“换道超车”；还需要全球格局，在国际治理和标准制定上“合纵连横”，广交朋友；更需要文明自信，在伦理叙事上“另辟蹊径”，提出能引发全球共鸣的中国方案。

中美在AI领域的博弈是中美全面竞争的一部分，已成为重塑全球科技权力格局的核心战场，其最终结局将取决于多重因素的动态平衡，包括经济韧性、科技突破、地缘战略、内部治理、国际格局演变。这场博弈最可能的长期结局是形成一种技术体系平行发展、应用场景各有侧重的动态演进的技术共生状态。

作者：寿步

编辑：Sh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