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时专栏 | 巴西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初步禁令的运用:法院如何借助专家报告和可比协议审查FRAND义务的履行


纵观巴西近年的标准必要专利(SEP)侵权诉讼,法院在诉讼早期任命专家的做法日益普遍。这样的安排使得当事方能够尽早围绕案件主要技术争议展开讨论,既满足此类案件对法律确定性的要求,又能借助初步禁令为SEP权利人的权利提供快速、有力的保护。

这一框架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法官在处理SEP争议、尤其是分析技术证据时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完善做法。提前任命专家最初只是一项带有创新色彩的、个别法官采用的案件管理程序,后来得到多数审理SEP争议的商事审判庭的采纳和认可。到2026年,七家商事法院中已有六家采取这一做法。

早在2024年下半年,巴西商事法院法官Maria Chistina Brito Lima就在JVCKenwood诉TCL案中提前任命了专家。2025年初,法官Victor Agustin Cunha Jaccoud Diz Torres又通过批准InterDigital(由Licks Attorneys代理)的请求,将这一程序继续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诉讼开始时即排定日程,明确法院指定专家提交报告的期限,并安排听证会,以裁定是否准予初步禁令(PI)。这项裁定还确立了相关程序,明确了如何审查专利权人是否履行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的许可承诺:

问题的关键在于举证责任:凡涉及被声明为SEP的专利,原告除须证明被告侵权外,还须证明其自身提出的许可条件符合FRAND要求。(The issue comes down to the burden of proof: whenever a patent declared essential to a standard is at stake, the plaintiff must, in addition to proving the defendant's infringement, also prove that it complies with FRAND licensing terms.)

与此同时,法院越来越关注双方在谈判中的行为表现,这也给技术专家增加了工作量——他们还要评估案件中的相关要素,判断谈判过程中是否存在恶意。这类分析有时会涉及可比协议,而可比协议因包含第三方的敏感信息,无法与被告共享,法院指定的专家可将被告收到的许可条件与协议中的条款进行比较,帮助被告了解其他处境相近的实施方是否获得了更优惠的条件。不过,专家不会直接判断双方在谈判中是否履行诚信义务,当事人的善意与否仍由法院结合专家意见作出结论。


巴西法院如何审查FRAND条款

2025年12月,巴西里约热内卢第六商事法庭在Torres法官审理的Dolby诉Roku案中作出了一项里程碑式裁决,首次明确了许可条件满足FRAND义务的具体标准。

符合FRAND的许可条件应有合理的商业依据,且不得以偏袒或损害任何市场参与者为目的。(FRAND terms are those that can be rationally justified within the licensor’s rational and commercial logic and that do not seek to benefit or harm any of the market players.)

这一论述确立了评估FRAND承诺是否得到遵守的框架,主要考虑两点:(i) 报价是否存在合理依据;(ii) 既往许可协议是否包含歧视性条款。据此,许可报价不能基于随机或任意确定的数值,也不能试图不当惠及或加重任何公司的负担。

此外,该框架设定了具体而简单的考量参数,使裁决能够基于客观、可衡量的因素,同时兼顾个案的特殊性,主观因素不纳入考量。

Torres法官认为,法院不应确定具体的FRAND费率。每个案件涉及的谈判情形和市场条件各不相同,难以用实证方法得出一个精确的费率。这与英国和中国法院曾在相关案件中单方面确定SEP组合全球FRAND许可费率的做法截然不同——而巴西法院现已明确拒绝采用这一做法。

这项裁定还批评了由法院确定临时付款金额的做法——英国法院准予的临时许可就是一例。这类裁决要求法官确定两个不同数值(临时付款和最终许可费),给当事双方带来相当大的风险。

首先,确定最终许可费率已极其困难,如果还要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先后确定两个数额,就会给当事方带来严重风险,损害法律确定性,这种定价方法本身也难以成立,因为确定具体金额缺乏数学或经济依据。(First of all: if it is already extremely difficult to set a definitive price, establishing two figures throughout the lawsuit poses a serious risk to the parties involved, undermines legal certainty, and disqualifies the method itself by exposing the lack of mathematical or economic support for establishing a specific amount.)

一方面,SEP权利人实际上无法动用存入托管账户的资金。考虑到研发和创新的投资周期,这显然会产生机会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最终应付金额缺乏确定、客观的计算依据,甚至有可能出现SEP权利人向侵权方返还差额的情形。(On the one hand, the SEP owner will have to contend with the practical unavailability of the funds deposited in the escrow account. This obviously entails an opportunity cost, particularly when considering investment cycles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there is no objective formula to determine the final amount to be awarded,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SEP owner may also become indebted to the party that had been infringing the patent.)

正如该裁决所强调的,把资金存入托管账户,会对SEP权利人造成经济损失和财务压力。首先,这使得SEP权利人无法从许可活动中获得收入,而许可活动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对部分专门从事许可业务的SEP权利人来说,资金被托管甚至意味着完全无法获得收入。此外,资金托管还会挤压现金流,削弱权利人经营融资能力。权利人可能因此难以维持正常经营,也难以在技术迭代迅速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持续投入研发,甚至陷入财务困境。


专家对报价的评估

在确立上述基础后,接下来的分析只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即报价是否适当:

与其确定一个具体数值——哪怕给出合理区间——不如直接判断:许可方的报价是否符合FRAND。(Instead of setting a specific figure, even with ranges of reasonableness, one should simply make a determination: was the licensor’s offer FRAND or not.)

也就是说,专家的职责并不是为具体案件确定应当采用的许可费率,而是为法院提供一个参照点,用来评估双方是否本着善意进行谈判。这种分析更适合判断双方是否具有达成协议的意愿。

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它驳回了实施方在SEP主张中提出的主要抗辩之一:即认为此类案件唯一可获得的救济应是由法院单方面确定许可费。

专家报告不进行基于价格的经济分析,一旦由专家确定费率,该费率缺乏客观基准可供复核,裁决便难以用客观标准检验。报告的重点在于:将SEP权利人的报价与同类似实施方达成的许可协议进行比较,并判断所提费率究竟是随机的,还是基于某项具体理由。对于定价理由,法院只审查报价是否有具体依据。此外,还须考察其是否处于合理区间。此正如法官Maria Izabel Gomes Sant’Anna de Araujo在Interdigital诉TCL案中所言:

我还想强调,与既往协议相比,许可费存在差异,本身并不违反FRAND义务,只要这些费用是合理、公平且无歧视的。(I would also like to emphasize that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ces in licensing fees from previous agreements does not, in and of itself, constitute a violation of FRAND, provided that such fees are reasonable, fair, and non-discriminatory.)

因此,许可费率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谈判中存在恶意。只要兼顾各方利益,并能从商业角度对差异作出有事实依据的解释,公平竞争和市场完整性就能得到维护。

当事双方须披露相关信息和既往许可合同,为保护商业秘密,提交的材料仅供法官和法院指定的专家查阅,专家报告也不得披露全球许可协议约定的具体费率。


框架的实际应用

过去两个月,已有三份适用法官所设框架的专家报告提交。这些报告呈现出较为一致的倾向,专家在其中认定:

第一,与市场上地位类似的实施者达成的许可协议相比,SEP权利人的报价不具有歧视性。

第二,SEP权利人提出的费率有具体的商业依据,因此该费率符合合理性和比例性要求。

第三,实施方的还价要么未提出,要么明显不当。其费率低于合理区间,且并无任何正当的商业或运营理由能够解释差异产生的原因。

因此,实施者的抗辩未能获得专家支持,也难以说服法官。


紧急初步禁令:仍可视案件情况适用

尽管在提前任命专家后,法院更倾向于依据证据发布初步禁令,但SEP权利人仍然可以以紧迫性为由申请初步禁令。这一救济方式自然也难免受到实施者代表和外国观察人士的批评。他们指责巴西法院无异于“自动”发布单方禁令,完全无视初步禁令可能给实施者和消费市场带来的影响。

不过,从现有数据来看,这些指责站不住脚。过去十二年间,SEP案件中的大多数初步禁令都是以紧迫性为由作出的:法官会分析当事方提交的证据,并在立案后平均25天内作出裁决。专家则是在初步禁令裁决之后才获任命,以便就侵权、有效性和必要性提供技术性、无偏见的意见。

巴西的初步禁令历来要求有实质性证据支撑:有效性以巴西专利商标局(BRPTO)的正式授权为依据;是否构成侵权,则通过专家意见和对侵权产品进行测试来认定,以确认涉案产品确实实施了该标准。

上诉法院也多次维持因案情紧迫而签发的初步禁令。自2017年以来,由三名上诉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共对17起案件作出上诉裁决,其中15起(88.2%)维持了初步禁令,1起(5.9%)以保证金替代,另有1起(5.9%)被撤销,该案发生在2020年。

这意味着SEP侵权诉讼中,初步禁令在上诉阶段获得维持的比例很高,在维持禁令的案件中,上诉法官认为,支持侵权主张的理由足以作为在诉讼初期采取禁令措施的依据。上诉法院在审查这些初步禁令时,主要审查FRAND抗辩、双方在许可谈判中的行为,以及争议双方提交的证据。

由于基于紧迫性的初步禁令仍能有效保护SEP权利人的权利,此类禁令以巴西《工业产权法》和《民事诉讼法》为依据,是否准予取决于具体案情。法院可考虑采纳的证据包括:(i) 市场上大多数竞争对手已获得许可,(ii) 许可谈判未能达成协议,(iii) 涉案SEP有效期即将届满,以及 (iv) 实施者采取了拖延策略。


结论

禁令救济是保护专利权人合法权益最有效的手段。巴西法院提供了两种各具特色的司法救济:在审查早期专家报告后决定是否签发初步禁令,也可以在情况紧迫时先行裁定。两种做法均须有充分且有说服力的证据,对于推动SEP组合全球许可协议的达成至关重要。

Licks律师事务所目前代理或曾代理所有在巴西提起SEP侵权诉讼的专利权人,并密切关注专家报告程序的调整与演变,Licks代理的案件有助于推动新程序发展,并帮助法官提升审理复杂案件的专业能力。

由专家提前评估SEP权利人的报价,有助于法院更全面地了解许可谈判情况。专家参照可比许可协议,认定权利人的报价符合FRAND要求,其提出的费率有合理的商业依据,也与市场地位相近的实施者适用的费率相称。反之,若接受涉案实施者提出的条件,已自愿签订许可协议的实施者会受到不公平待遇,而这些实施者占据市场多数。

这项程序有助于当事双方更快厘清涉案技术争议,而这一程序最初正是应Licks律师事务所在ICT案件中提出的紧急专家评估请求而发展起来的,第一起案件就是2025年2月提起的Interdigital诉Disney案。此后,法官越来越多地借助早期由法院指定专家出具的报告,决定是否签发初步禁令。


作者:Rodolfo Barreto、Gabriel Keller、João Cruz

编辑:Sh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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