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SEP竞争与中国司法实践的意义

在全球标准必要专利（SEP）竞争格局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中兴诉三星FRAND费率案中行使全球费率裁判权，并最终对全球交叉许可条件作出实体裁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5G时代，中国同时具备两重身份：一方面，中国企业是全球最重要的5G标准贡献者；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5G产品实施方之一，这种司法姿态对于中国而言更具现实意义。

二、中国在5G SEP格局中的地位与挑战

当前全球5G SEP格局中，中国企业已经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全球5G声明专利排名，华为、中兴、小米、Oppo、Vivo 等中国企业均位列全球前列。根据IPLytics数据库显示，如果把中国移动等中国厂商都加在一起，中国拥有近50%的5G份额。与此同时，全球5G终端制造业和产业链也高度集中于中国厂商。2025年全球手机市场中，包括小米、OPPO、Vivo、传音、荣耀、联想、华为等中国企业合计占据了全球近60%市场份额。

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中国企业虽然持续贡献技术创新并承担全球规模化制造与实施，但在全球许可规则、费率体系及价值分配机制的形成过程中，仍难以形成与其产业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从而更有效地服务于中国产业的发展需求。从法律角度上看，重庆法院在复杂跨国诉讼背景下多次进行全球费率裁判，体现了中国法院参与全球SEP治理的决心，也增强了中国法院在国际FRAND规则形成中的话语权。

然而，从产业经济账出发，在万物互联的发展趋势下，中兴诉三星判决中一个更值得中国制造业关注的问题是：5G整体累积许可费率（Aggregate Royalty Burden，ARB）被显著抬高，是否会同步推高中国制造业的长期技术成本？

三、5G整体累积许可费率上升对中国制造业的潜在影响

整体累积许可费率ARB是指一款产品为使用某类标准必要专利（比如 5G 通信标准），需要支付的所有专利许可费总和 ，通常以产品平均售价的百分比来表示。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买一件产品时，里面包含的该标准所有专利的 “总专利成本” 占产品价格的比例。比如一台售价 1000 元的 5G 手机，如果 5G 标准的 ARB 是 5%，那这台手机里所有 5G 相关专利的总许可费就是 50 元，这部分成本最终会包含在售价里由消费者承担。

本案中，法院认定的5G ARB区间在2024年至2029年为7.8%-8.5%。虽然法院明确指出，相关认定仅基于个案证据，并不当然约束后案，但在SEP许可实践中，司法认定的费率区间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市场锚定效应。换言之，真正影响后续谈判的，未必只是判决本身是否具有既判力，而是市场主体会据此形成新的预期：既然中国法院曾经认可7.8%-8.5%的5G ARB，所有权利人在未来谈判中就可能以此作为更高的起点。

这一点对中国制造业尤其重要。

以重庆法院此前在OPPO诺基亚案件中认可的4.341%-5.273%区间作为旧ARB区间，以本案认可的7.8%-8.5%作为新区间，则5G整体ARB水平实际上提高了约48%-96%。[1]这一变化对于中国制造业整体而言意味着什么？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手机行业。目前全球5G手机市场已经高度由中国厂商占据。根据Canalys 2025年数据，中国主要手机厂商（小米、OPPO、vivo、传音、荣耀、联想、华为等）2025年全球手机销售额合计约为303亿美元。[2]如果采用旧ARB区间进行测算，则中国手机厂商理论上对应的年度5G SEP累积许可负担约为13.2亿美元至16亿美元。[3]

如果采用重庆本案中的新区间，则对应年度许可负担将上升至23.6亿美元至25.8亿美元。[4]通过简单计算，中国手机产业每年潜在新增SEP许可负担即可能增加约7.6亿美元至12.6亿美元。[5]此外，对中国手机厂商而言，如小米、OPPO、Vivo、传音、荣耀等厂商大比例产品面向价格敏感市场，SEP成本每增加一美元，都会被全球销量迅速放大，进而压缩中国手机行业有限的利润空间，降低中国手机行业的产业竞争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ARB 上升并不只是手机产业的问题。基站产业也同样受影响。

在通信为唯一功能的基站产业，通信标准对产品价值的贡献更高。据报道截至2024年5月底，中国累计建成5G基站总数达383.7万个，占全球5G基站总数的60%。截止至2024年9月，我国5G行业专网数量超4.5万个，超过全球的一半。长期以来，全球SEP讨论主要围绕手机终端展开，但实际上，基站设备对于蜂窝通信技术的依赖程度远高于手机。手机本身包含大量与蜂窝通信无关的价值来源，例如摄像、显示、AI、多媒体、应用生态等，而基站设备的功能则完全围绕无线通信展开。因此，《通信标准基站专利许可总费率研究报告》提出，基站累积费率应达到手机端的2.5至3倍。

根据Dell’Oro数据库数据，2024年中国主要基站厂商（华为、中兴等）全球5G基站销售额约为120亿美元。[6]按照“基站ARB为手机ARB的2.5至3倍”进行测算，则：在旧ARB区间下，中国基站厂商理论年度SEP许可负担约为13亿美元至19亿美元；[7]而在新区间下，则可能上升至23亿美元至31亿美元。[8]这意味着，基站产业部分，潜在新增年度SEP许可负担就可能增加约4亿美元至18亿美元。[9]

综上，如果将手机与基站部分合并计算，则重庆判决所体现出的ARB上升趋势，理论上可能导致中国手机和基站产业潜在新增年度许可负担约11.6亿至30.6亿美元。[10]

更为糟糕的是，其中绝大部分金额实质最终将流向国外权利人。如《首次数据深层揭秘：全球SEP许可费全景解析》文章[11]对2022年SEP许可收入进行划分，确定SEP许可收入最终流向的国家。文章中指出80%的SEP收入流出中国，而中国国内留下的许可收入占比仅有6%（中国部分权利人因为产品销量大实际上仍然是许可费净支出主体）。如果按照同样的逻辑以国外权利人获得80%收入进行粗略估算，中国手机和基站制造业每年向外国SEP权利人支付金额会上升约9.28亿至24.48亿美元。[12]

除了手机和基站行业之外，中国制造业在其他蜂窝通信技术相关终端与应用品类中同样是重要的实施方。IoT模组品类中，移远通信、中移物联网、广和通、日海智能等中国厂商合计占据约68%的全球市场份额；在汽车（新能源车）品类中，比亚迪、吉利、上汽、长安、奇瑞等中国OEM合计占据约63%的全球市场份额。如果把IoT和汽车品类加上并且整体ARB水平若也提高48%-96%，中国制造业新增流入国外的许可费成本将会更高。

四、平衡创新保护与产业竞争力的思考

可以看出，ARB整体抬升的结果，并不只是“提高中国SEP价值”，而是会同步提高中国制造业整体技术使用成本。尤其在5G阶段，SEP声明数量持续膨胀、必要率统计方法高度不稳定、ARB缺乏统一行业共识的背景下，理论模型本身存在极强主观性和个案性。一旦未来全球权利人普遍以7.8%-8.5%的ARB作为谈判基础，中国实施企业将面临明显更高的长期许可压力。而中国实施产业恰恰是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路径，而中国实施产业正是连接技术创新与产业化落地的关键桥梁。无论是手机、汽车、IoT、智能家居，还是工业互联网、新能源设备，中国实施企业通过大规模制造能力、完整供应链体系以及快速产品迭代能力，将通信技术真正转化为消费者能够感知、产业能够应用、市场能够规模化普及的现实生产力。SEP价值最终也只有在大规模实施、推广和商业化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实施产业并非只是“技术使用者”，其本身也是推动技术扩散、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力量。在当前美国、欧洲等经济体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全球产业链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如何在提升中国SEP价值与维护中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之间实现更加平衡、可持续的发展，或许值得进一步审慎思考。

过去十余年，中国手机，汽车，IoT等产业能够迅速全球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依靠供应链效率、制造能力以及相对可控的知识产权成本，在印度、东南亚、拉美、非洲等价格敏感市场建立了巨大优势。但如果全球SEP成本体系持续抬升，则中国企业原有的成本优势可能被迅速削弱。2025年起AI带动数据中心存储需求暴增，导致消费电子产品的存储芯片产能持续紧张，价格快速上涨。举个例子，群智咨询数据显示，LPDDR4X（6GB）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价格比2025年第三季度上涨了135% 。Counterpoint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内存价格环比上涨80%-90%，NAND闪存价格也同步上涨80%-90%。手机、平板等终端BOM成本显著攀升，中低端产品厂商利润与生存压力明显加剧。在这么困难的大背景下，过快拔高行业的许可负担，对制造业无疑是雪上加霜。我们很有可能会在这两年看到部分手机、平板等消费电子产品企业因为无法承受内存暴涨以及高额的专利成本而被迫退出市场。

ARB 整体抬升的结果，并不只是“提高中国 SEP 价值”，也会同步提高中国制造业整体技术使用成本。尤其在 5G 阶段，SEP 声明数量持续膨胀、必要率统计方法高度不稳定、可选功能大量增加、行业 ARB 缺乏统一共识的背景下，如果此个案中7.8%-8.5% 的 5G ARB，即整体ARB水平48%-96%的提升，成为全球谈判的新锚点，中国制造业将面临更高的长期许可压力。

重庆判决的真正复杂性或许正在于此：在中国制造业兼具“技术贡献者”与“全球实施者”双重身份的背景下，中国SEP司法体系未来如何在“保护创新”与“维护产业竞争力”之间持续保持平衡，可能比单纯提高费率本身更加重要。这或许也是中国参与全球SEP治理过程中，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

注释（上下滑动阅览）

【1】以4.341%→7.8%、5.273%→8.5%分别计算，增幅约为79.7%、61.2%；交叉区间整体增幅约在48%-96%之间。

【2】根据Canalys 2025数据，中国主要手机厂商销售额合计约303亿美元，包括小米、OPPO、vivo、传音、荣耀、联想、华为、中兴、TCL等。数据来源于用户提供材料。

【3】303亿美元 × 4.341%-5.273%。

【4】303亿美元 × 7.8%-8.5%。

【5】新旧区间差额计算所得。

【6】根据Dell’Oro数据，华为86.8亿美元、中兴30.7亿美元、中国信科2.6亿美元，合计约120亿美元。

【7】120亿美元 ×（4.341%-5.273%）×（2.5-3）。

【8】120亿美元 ×（7.8%-8.5%）×（2.5-3）。

【9】新旧区间差额计算所得。

【10】手机新增负担5.32亿美元至8.82亿美元；基站新增负担约10亿-12亿美元；合计约15.32亿至20.82亿美元。虽有交叉许可情形，但为便于计算，本处暂按两个单向许可处理。需说明的是，此为粗略估算，原因在于部分手机厂商之间并不会相互主张许可费用。例如，目前并无公开信息显示三星、小米、OPPO、vivo之间存在专利许可或诉讼活动。

【11】https://mp.weixin.qq.com/s/Flc-LSHgawyNSH4VcW0B6w

【12】如注10所述，部分权利人（如三星）在当前阶段虽不会直接向中国手机公司主张权利，但其专利价值会在与华为、中兴等企业的交叉许可协议中得以体现。此外，还存在中国与外国权利人之间开展的"专利私掠"行为，即将5G专利转让给外国非实施主体（NPE）进行许可活动。通常情况下，NPE主张的许可费率远高于原权利人，据Stout发布的《标准必要专利私掠者报告》（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Privateer Report），该倍数约为15倍。因为涉及因素复杂，所以粗略数量级估算使用文章中的80%。

编辑：Sh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