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服务中国客户，落子深圳

在谈及深圳办公室的设立时，Otto Licks首先回溯了团队与中国市场的合作起点：早在十多年前，他首次来到中国，此后便长期为中国企业在巴西提供法律服务，尤其在专利诉讼与争议解决领域积累了深厚经验。

“我们为中国客户服务已超过十五年，”他表示，“因此，我们对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并不陌生。深圳办公室并非合作关系的起点，而是长期服务中国客户后的自然延伸。”

作为巴西专利争议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律师事务所之一，Licks Attorneys以深度参与高技术领域案件著称，尤其聚焦信息通信技术相关案件。该所在巴西拥有350余名专业人员，在多个城市设有办公室，长期处理技术复杂、标的额高的大型争议案件。其团队在标准必要专利诉讼方面尤为活跃，是巴西少数同时具备技术理解能力与诉讼经验的专业团队之一。

在与中国企业的合作中，保持了“至今未尝败绩”的记录——无论是代表作为原告的专利权人，还是代表被诉侵权的被告，均取得胜诉或达成有利和解。

“我们为中国客户服务超过十五年，从未输掉过一宗中国客户的专利诉讼。”他说，这让团队在华为、中兴等中国技术企业中逐步建立起信任。过去一年内，他们为华为在巴西赢得了对台湾联发科的重要胜利，并代表中兴对抗韩国三星，进一步深化了与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的信任关系。

为何选择深圳：从客户分布到产业逻辑

Otto认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进入”，而在于“从哪里进入”。

“如果必须选择一个城市，那一定是深圳。”他说，“深圳作为‘中国的硅谷’，是我们的理想之地。选择深圳显然是针对科技和创新的战略决策。”

这一判断背后是清晰的产业逻辑：一方面，深圳及大湾区聚集了通信、终端、芯片与互联网企业，形成从标准制定、技术研发到全球出海的完整产业链；另一方面，该地区同时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资本，是企业制定全球诉讼与许可策略的核心节点。

“我们的客户主要来自科技行业，而这些企业的研发、知识产权和商业决策高度集中在深圳。”他指出，“我们还为各类科技客户处理监管问题，协助客户在巴西设立业务、向巴西出口，以及从相关机构获得销售设备的批准。”

谈及客户布局，他直言：“巴西不仅是华为在中国之外的最大市场，其电信基础设施的最大供应商也正是华为。”在这种“深圳设计全球，巴西落地承载”的业务闭环中，将代表处设在深圳，意味着将法律服务前置到产品定义与市场决策的源头，而非仅在争议爆发后才介入。

巴西市场：开放环境与合规要求并存

在全球产业版图中，巴西兼具三重身份：拉美最大经济体、全球重要的智能终端消费市场，以及区域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心。一方面，中国设备、终端、电动汽车和互联网服务在此迅速扩张，从通信基站到跨境电商，“中国元素”已渗透进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企业在当地销售规模持续扩大，围绕竞争、数据、税务和知识产权的合规要求也随之提高。

Otto Licks强调，这种“高增长 + 高要求”的组合，使巴西市场成为检验企业法务和合规能力的前沿阵地。他指出：“市场是否开放、监管是否一视同仁、司法是否具有可预期性，直接决定企业是否愿意、是否敢于长期投入。”

巴西的法律环境具有显著的开放性和公平性。“巴西对中国、中国商业或中国人民没有任何形式的偏见，”Otto说，“中国企业在巴西享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像其他任何公司一样参与市场。没有限制，没有制约，没有特殊税收。”

从产业角度看，智能手机是观察巴西市场的重要窗口。巴西不仅是全球第五大智能手机生产国，还是拉美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品牌和供应链在本地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从中低端到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均有布局。通信设备、电动汽车及跨境电商领域同样呈现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企业在多个赛道上扮演着关键角色。

然而，市场开放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合规要求。Otto提醒：“随着市场规模扩大，合规要求也在同步提升。无论企业来自哪里，巴西法院都会严格适用本国法律。”他补充说，中国企业在巴西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能否进入”，而是“如何在规则框架内持续经营”，尤其是在数据保护、反垄断、税务申报和知识产权执行等领域。

结合全球趋势，拉美市场、印度及东南亚市场都表现出类似特征：市场潜力大、利润率高，但法律制度相对复杂，企业如果不提前规划合规路径，进入后的经营风险会大幅增加。Otto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前置法律策略变得尤为重要。

巴西SEP争议的驱动因素

全球SEP（标准必要专利）争议近年来呈现两大趋势：一是从传统手机产业扩展至物联网、汽车及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链；二是从欧美成熟法域延伸至巴西、印度及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巴西作为拉美最大的ICT市场，其智能终端消费与生产均位居全球前列，成为SEP案件增长的重要节点。

Otto指出，巴西SEP案件增长的三个核心因素：

• 市场规模与生产能力：巴西人口排名全球第七，但智能手机市场排名第五，同时也是全球第五大智能手机生产国。庞大的消费人口和本地生产能力，吸引各类厂商纷纷布局，从中国、韩国到欧美的企业都在巴西展开竞争。
• 利润率高：巴西消费者换机频繁，多人持有多部手机，购买方式多样化（直接向厂商购买而非依赖运营商补贴），确保了较高的销售利润。Otto强调：“高利润意味着企业更容易忽视专利许可义务，而专利持有人必须通过诉讼或谈判确保签署许可协议。”
• 未支付专利许可费：部分企业未对所使用技术支付许可费，导致SEP持有人必须采取法律行动。Otto举例说：“在巴西，我们曾协助华为起诉未支付许可费的本地和跨国企业，这类案件的胜诉或有利和解不仅保护了权利人，也为行业树立了标杆。”

这一趋势并非巴西独有。全球SEP许可争议呈现出明显的“利润驱动 + 法律风险管理”模式：欧美市场的SEP许可谈判成熟，企业习惯在产品上市前完成许可；而在巴西、印度和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由于监管环境复杂且市场增长迅速，诉讼与谈判成为企业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Otto指出，中国企业在巴西必须理解全球SEP框架与本地司法实践的结合点：“在巴西，你不能简单套用欧美模式。法律制度、专利执法速度、法院倾向、技术评估标准等均需结合本地情况开展战略规划。”Licks团队在巴西所有SEP案件中均代表权利方，熟悉各大法院对FRAND原则、禁令及损害赔偿的裁量尺度，可将这些判例经验转化为市场进入策略与谈判筹码。

他进一步分析，全球SEP案件的扩展趋势要求企业必须在商业计划阶段就纳入专利策略，而非事后应对，否则不仅风险高企，还可能错失市场机会。在巴西，提前规划的优势尤为突出：企业在进入市场前评估专利组合、谈判许可条款，并将许可成本嵌入产品设计与定价策略，可显著降低后续法律纠纷的可能性。

企业如何前置管理SEP风险：全球经验与巴西实践

Otto强调，企业管理SEP风险的核心在于前置化与整合化，即把法律策略嵌入商业决策流程，而非事后应对。他提出三个具体实践路径：

1. 纳入商业模型

企业在产品设计阶段就应评估专利许可费用对市场竞争力的影响，确保支付专利费后仍有盈利空间。Otto表示：“这是全球通行经验，也是巴西实践的关键。在欧洲和亚洲市场，提前预算许可成本已成为企业的标准做法；在巴西，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法院严格适用本地法律。”

2. 基于技术配置开展风险评估

不同功能对应不同专利组合，企业需提前测算潜在成本，并参考全球SEP案件数据预测可能的许可金额。Otto指出：“在巴西，我们会对客户的产品功能进行详细分析，计算每项技术对应的许可费用，并结合本地法院判例和和解数据，制定定制化策略。”

3.建立跨领域支持能力

企业应在专利、诉讼、监管与商业策略之间形成协同，团队成员可包括前法官、前大使及WTO/WIPO前成员，以便在全球与本地规则的交汇处提供专业指导。Otto补充道：“跨国企业必须认识到不同法域的执行标准存在差异，我们的团队帮助客户将全球经验与本地实践有效结合。”

他进一步提出：“如果企业只有在不支付专利费的情况下才能盈利，则需重新评估市场进入策略。”在巴西，企业必须在规则框架内运营，否则不仅面临法律风险，还可能影响品牌形象与供应链布局。

结合全球趋势，Otto建议企业将SEP风险管理纳入全生命周期策略：从产品研发、供应链选择、市场进入、销售定价，到许可谈判与潜在诉讼，每个环节都应有法律评估与应对机制。这种模式不仅能降低风险，还能增强企业在全球SEP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同时为其在拉美、东南亚及新兴市场的长期布局提供保障。

将法律服务前移：从进入市场到参与决策

在Otto看来，在深圳设立代表处的意义，不仅在于服务已进入巴西市场的企业，更在于将法律支持前置。

通过前置化的法律服务，企业可在产品开发、专利布局、监管审查、出口审批及潜在争议管理环节形成整体规划。这种模式既符合巴西本地法律要求，也借鉴了欧美、亚洲市场的实践经验：

提前介入商业决策：法律团队在产品上市前评估SEP许可风险，有助于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快速决策。

将法律服务嵌入全球战略：从深圳向巴西及其他拉美市场延伸，为企业提供统一的跨境SEP管理模式。降低全球化不确定性：结合本地法律、国际标准及行业惯例，企业可在全球范围内更稳健地运营。

对于中国科技企业而言，这种前置化、具备全球视角的法律支持模式，有助于降低风险、提高市场进入效率，并增强其在巴西及全球SEP谈判中的议价能力。

结语

Licks Attorneys在深圳设立代表处，成为首家在中国常驻的拉美律所，更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在巴西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高价值市场，法律服务正从“事后救火”转向“全周期护航”。

通过将布局前移至深圳，Licks得以在企业研发立项、专利布局、市场准入、合规管理及SEP争议解决的各个关键节点上，提供兼具本地响应速度与全球视野的‘一站式’支持。对于中国科技企业而言，深圳不仅是创新的策源地，更是通往巴西乃至整个拉美市场的战略门户。Licks团队长期代表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在巴西处理高价值SEP诉讼及禁令申请，始终保持“对中企零败诉”的记录，并在多起案件中推动达成全球许可和解，为客户争取到了切实的商业回报。正如Otto所言，将法律服务前置到决策源头，让律所参与产品设计、定价与许可策略的制定，是应对巴西FRAND框架、提升市场确定性与竞争力的关键路径。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将巴西及拉美纳入全球化布局，以Licks Attorneys为代表的“深圳+巴西”跨境法律服务模式，正从个案探索逐步发展为行业标配，为中企“走出去”提供更系统、更具可预期性的法律与合规支撑。